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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要在新四化之后增加绿色化

2018-11-05 10:05:03

为什么要在“新四化”之后增加“绿色化”

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提出,“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、信息化、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”,首次提出“绿色化”,与原来倡导的“新四化”并举,具有重大意义。当前,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,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、信息化、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,就必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坚持“绿色化”方针,提高国民经济“绿色化”程度,就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和“绿色化”观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,就必须用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。

2015年仲春,中国发展迎来“绿色化”。

3月24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审议通过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。会议提出,“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,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、信息化、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。”

“绿色化”一词,首次与原来倡导的“新四化”——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、信息化、农业现代化并提,成为“新五化”,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。

“绿色”,形容环保、低碳、高效、和谐。“化”,意指改变、革新、发展、教化。“绿色化”,意味着从改变自然观和发展观开始,驱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,释放改革和创新驱动能力,助推生态文明重大制度确立,培育生态文化,终浸染社会的价值底色,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,形成一个以观念转变助推制度建设、再由制度建设凝练价值共识的良性发展路径。换句话说,它是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双重改变,是制度建设和价值共识的彼此推进,是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进,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互相砥砺。

这是当今时代的关键抉择。

面对全球化环境危机和现代性生态困境,生态重建,大势所趋。

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,绿色发展,时不我待。

提高国民经济“绿色化”程度

上溯两个世纪,几乎与现代化相伴随,生态恶化开始挑战人类文明,甚至成为越发展越严重的文明病症。

资源约束趋紧,环境污染严重,生态系统退化,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——或先或后,每个走上现代之路的国家和地区,都遇到了生态之槛。

能否走出生态困境,成为如何评估现代文明的关键性问题。如何解决这种困境,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,生态伦理,随之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。

从大的方面来说,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解释,大致形成了两个方向:一种认为,危机是由技术化、工业化、城市化等一般性原因引起的,与制度无关;另一种则认为,危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(尤其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体制)的产物,源自制度性缺陷而非文明发展的胎记。很明显,种解释为现代文明打上了“原罪”的烙印,使生态困境成为无解的问题。第二种解释却有着和科学发展、现代文明、历史进步一致的方向,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思考方向。

马克思主义为第二种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。

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之前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抽象空洞的理解,区分了自在自为的自然界与“人化的自然”,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,使人与自然的关系,成为人及其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关系,实现了自然、社会与人的真正统一。通过实践理论,“人与自然的关系”和“人与人的关系”被科学地揭示出来,前者体现为生产力,后者则集中体现为生产关系。马克思要寻求的是这两种关系的双重协调与和解。前者的和解是以后者的和解为前提的,即,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,要内置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中,生态的和谐要通过生产关系、生产方式的革新而完成。

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中发出警告:“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。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,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。”

这一警告并非泛泛而谈,而是有针对性的。《资本论》中马克思这段话为恩格斯的警告补充了批判对象:“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,这样一来,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,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,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,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。”也就是说,“对自然界的胜利”,是逐利性生产关系的涸泽而渔;自然界的报复,则是掠夺性生产方式带来的恶果。

这些至理名言,为今天我们理解“绿色化”提供了基本视域,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,提供了深刻启示。

以“人与人关系”求解“人与自然关系”的理论提醒我们,必须改变那种滥觞于传统工业社会的,大量生产、大量消耗、大量消费、大量废弃的经济增长方式、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。

它同时启发我们,中国本应该更有能力发挥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,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、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、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、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,缓解甚至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裂隙。

转变生产方式首当其冲。这是“绿色化”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,我国GDP能耗虽然一直处于下降趋势,但有数据显示,2012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.5倍,甚至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、墨西哥。对于能体现“人与自然关系”的农业生产,有专家指出,中国不到世界10%的耕地,耗掉了全球化肥总量的三分之一。这种高能耗、低能效,高污染、低环保的生产方式,决定了之后整个消费、交换、分配等链条的走向,迫切需要彻底扭转。

构建科技含量高、资源消耗低、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,大幅提高国民经济“绿色化”程度、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,已成“绿色化”的要务。生产不仅是个经济学概念,而且也是一个哲学范畴,人类全部生存活动都可以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。它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、精神生产、社会关系的生产,也包含人类自身的再生产,后者是前三者的建构者和消费者。合理推演这个逻辑,生产方式的转变,天然内含着人自身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调整。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“绿色化”,在时间上是同时的,在逻辑上则互为条件。

从一些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看,“绿色化”的实现固然是由立法、制度建设、政策引导、惩罚机制设计等国家治理措施主导的,但也同样深深得益于社会的环保启蒙和民众环保意识的觉醒,与集体性的低碳生活、绿色消费、循环利用习惯密不可分。

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,必然会有习惯垃圾分类、自觉节约水电、选择可回收包装的普通市民,这几乎成为生态文明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体现。

实际上,按照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理论,生活方式的“绿色化”有着更宽阔的内涵。它不仅意味着绿色的、低碳的生活,而且也意味着简单的、讲求明规则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;不仅意味着勤俭节约的个人生活,而且也指向涤浊扬清的政治生态。多一分风清气正,少一些庸懒散奢;多一分廉洁自律,少一些奢靡追求,这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,而且也是“绿色化”向价值共识层面延伸的合理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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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为什么要在“新四化”之后增加“绿色化”

稿源:环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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